第119章崔護“人面桃花”中唐文人的煙火（第1頁）

第119章崔護“人面桃花”中唐文人的煙火

公元846年的春天，洛陽城外一處小院里，74歲的崔護坐在藤椅上曬著太陽。風里飄著鄰院的桃花香，他瞇著眼，手指摩挲著案上的舊詩集——那本里，藏著他50年前在長安城南撞見的一場春天，也藏著讓他名垂千古的“人面桃花”。

很多人知道他是寫“人面不知何處去”的詩人，卻少有人知道，這位博陵崔家的子弟，走過的是一條最典型的中唐文人路：從書香門第里的苦讀少年，到兩度登科的寒門進士，再到官至嶺南節度使的清正官員，最后歸隱田園，把一生的煙火與悵惘，都揉進了一首詩里。

博陵崔家的少年：書堆里長大的“學霸苗子”

772年，崔護出生在博陵（今河北定州）崔氏家族——這可不是普通人家，在唐朝，“博陵崔氏”和“清河崔氏”并稱，是天下聞名的“五姓七家”之一，簡單說就是“世代讀書做官的名門”。他爹崔銳更厲害，官至大理少卿，相當于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，管的是全國的司法大事。

按說生在這樣的家庭，崔護本該是個養尊處優的“官二代”，可他從小沒沾過半點嬌生慣養的毛病。為啥？因為崔銳對兒子的要求特別嚴——每天天不亮，崔護就得坐在書房里背《詩經》《尚書》，要是背錯一個字，不僅晚飯沒得吃，還得對著祖宗牌位罰站。

崔護后來回憶說，小時候最盼的就是下雨天——不是能出去玩，是雨天父親不用上朝，會坐在書房里陪他讀書，偶爾還會講自己斷案的故事。有一次，崔銳講起一個窮人因為沒錢給母親治病，偷了富人的糧食，最后自己主動改判從輕的事，末了對崔護說：“讀書不是為了當官享福，是為了心里有桿秤，知道什么是對，什么是該幫的人。”

這話崔護記了一輩子。后來他不管是考科舉，還是當大官，心里都揣著這桿“秤”。

少年時的崔護，是出了名的“書呆子”。博陵城里的小孩都在街頭巷尾跑著玩的時候，他要么在自家書房里啃經書，要么就去城外的佛寺里找老和尚討論詩文。有一次，佛寺里的老和尚跟他聊起李白的詩，崔護說：“李白的詩像天上的云，好看卻抓不住；我想寫的詩，要像地上的草，普通人一看就懂，卻能記一輩子。”

老和尚當時就笑了：“你這孩子，心不高，卻實誠。以后準能寫出好東西。”

誰也沒想到，這句“實誠”的評價，后來真成了崔護詩歌的底色——他一輩子沒寫過什么晦澀難懂的“文人詩”，就憑《題都城南莊》那28個字，把“物是人非”這回事，寫得連不識字的老太太都能聽懂，都能跟著嘆口氣。

長安城里的科舉路：兩次登科的“逆襲考生”

唐朝的文人，想當官幾乎只有一條路：考科舉。而科舉里最難的，就是“進士科”——有句話叫“三十老明經，五十少進士”，意思是30歲考上明經科都算老的，50歲考上進士科都算年輕的。

崔護20歲出頭的時候，揣著父親給的盤纏，背著一箱子書，第一次去了長安。那時候的長安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朱雀大街寬得能跑八匹馬，酒肆里飄著胡姬的歌聲，考場門口擠滿了從全國各地來的考生。崔護站在考場外，心里又緊張又激動——他知道，這扇門背后，不僅是自己的前途，更是父親的期望。

科舉哪有那么容易？第一次考進士，崔護落榜了。

落榜那天，他一個人坐在長安城南的曲江池邊，看著別人看著榜上歡呼著，自己卻名落孫山，眼淚差點掉下來。他想寫信回家說“我不考了”，可一想起父親說的“心里有桿秤”，又把信撕了。

從那以后，崔護在長安租了個小破院，開始了“苦讀模式”：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書，中午啃個冷餅子繼續寫策論，晚上點著油燈改文章，直到眼睛睜不開才睡覺。有一次，鄰居老太太看他天天不出門，還以為他病了，特意送了碗熱粥過來，說：“小伙子，別太拼了，身體要緊。”

崔護握著熱粥，心里暖得不行——他知道，在長安，像他這樣的窮考生太多了，大家都在熬，熬到出頭的那天。

熬了整整四年，到了貞元十二年（796年），24歲的崔護再次走進考場。這一次，他沒慌——策論里寫的“百姓疾苦”，是他從鄰居老太太那里聽來的；詩里寫的“長安春景”，是他四年里每天路過的街景。放榜那天，他擠在人群里，從最后一名往前找，找了三遍，才在中間位置看到“崔護”兩個字。

那一刻，崔護抱著旁邊的考生哭了——不是因為當上官了，是因為自己沒白熬，沒讓父親失望。

可崔護的“學霸路”還沒結束。唐朝的科舉，考上進士是“入門”，想當大官，還得考“制科”——就是皇帝親自出題的考試，考的是“才識兼茂，明于體用”，簡單說就是“既有學問，又會辦事”。

元和元年（806年），34歲的崔護又參加了制科考試。這一次，他寫的策論里，提到了“減輕賦稅、安撫流民”的建議，正好戳中了剛即位的唐憲宗的心思。放榜時，崔護考了第一名——“才識兼茂科”登第，一下子從“普通進士”變成了“皇帝看中的人才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