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到七十歲歸隱茅山,他才慢慢放下那份焦慮。有年正月初一,道觀里的道士和附近的村民一起喝屠蘇酒。按習俗,得從年少的開始喝,輪到顧況時,他卻笑著把酒杯遞給身邊的少年:“我老了,這酒該給你們年輕人喝——你們的日子還長,要好好過,別像我年輕時那樣,總盯著愁事兒。”
那天晚上,他寫了首《歲日作》:
“不覺老將春共至,更悲攜手幾人全。
還丹寂寞羞明鏡,手把屠蘇讓少年。”
詩里沒有了早年的“我欲升天天隔霄”的憤懣,多了份“讓少年”的坦然。他終于明白,不是所有事都能靠“狂傲”解決——接納自己的衰老,也是對生命的一種悲憫;看著年輕人好好活著,也是一種安慰。
有次他在山里采藥,見一只小松鼠掉進了陷阱,他蹲下來,用樹枝一點一點把土刨開,把小松鼠救了出來。小松鼠抖了抖身上的土,蹦蹦跳跳地跑了,他卻坐在地上笑了半天。道士問他“笑什么”,他說:“你看它多快活,能活著就好,不管是人還是動物,能好好活著就好。”
他的悲憫,從來不是“居高臨下的同情”,是“把自己放進別人的苦里”——年輕時為百姓的苦愁,年老時為生命的短嘆,連一只小松鼠的安危,他都放在心上。就像茅山的云,看著軟,其實裹著滿滿的溫度。
歸隱不是“逃”:《閑居自述》里的“剛柔相濟”
有人說顧況歸隱茅山是“慫了”,是被官場打怕了。可他知道,歸隱不是逃,是換一種方式“活”——遠離了權貴的勾心斗角,他反而能更貼近想守護的“人間”。
他在茅山住的道觀很破,屋頂漏雨,他就找瓦片補;沒有糧食,他就跟著老農一起種莊稼。每天天不亮,他就扛著鋤頭去地里,和老農一起除草、施肥,累了就坐在田埂上,聽老農講“今年的收成能不能夠吃”,聽村里的媳婦聊“孩子能不能讀上書”。
有次下大雨,老農的谷子還曬在場上,顧況跟著一起搶收,淋得渾身濕透,卻笑得比誰都開心。老農說:“顧先生,您以前是當官的,哪用干這種活?”他卻抹了把臉上的雨水:“當官的也是人,也得吃飯——這些谷子是咱們的命,哪能看著被雨淋?”
他寫《閑居自述》:
“榮辱不關身,誰為疏與親。
漸看華發老,方悟少年非。
眼暗看書少,身閑隱者稀。
朋來唯有酒,意合即知音。”
詩里的“榮辱不關身”,不是真的不管世事,是不再為“官大官小”糾結,專注于眼前的“人和事”——和老農一起種莊稼,和道士一起煉丹,和少年一起喝屠蘇酒,這些“小事”里的溫度,比官場的“榮辱”珍貴多了。
他還常跟道士聊“陶令”(陶淵明),說“陶令果何人?悠然自適者”。他佩服陶淵明“不為五斗米折腰”,更佩服他“采菊東籬下”的坦然——既能硬氣地拒絕官場,也能溫柔地接納田園。他自己也是這樣:對權貴,他是“還君明珠”的硬骨頭;對百姓、對生命,他是“讓少年屠蘇”的軟心腸。
有天傍晚,他坐在茅山的石臺上,看著夕陽把云彩染成金色,遠處傳來老農的山歌。他忽然覺得,這一輩子沒白活——雖然沒當過大官,沒寫過“傳世名篇”,但他沒向權貴低頭,沒辜負百姓的苦,沒浪費自己的真心。狂傲也好,悲憫也罷,都是為了“好好活著,好好對人”。
后來有人問他:“您這一輩子,最驕傲的是什么?”他想了想,笑著說:
“是沒讓骨頭軟下去,也沒讓心腸硬起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