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居易寫的哪里是野草?是底層百姓的韌勁啊!就像他們一家人,在戰(zhàn)亂里差點活不下來,可還是熬過來了;就像湘靈家,再窮再苦,還是努力種地、生活;就像所有的老百姓,不管遇到多少災(zāi)荒、戰(zhàn)亂,還是會頑強(qiáng)地活下去。
到了長安,白居易拿著這首詩,去拜見當(dāng)時的名士顧況。顧況一開始沒把這個十幾歲的少年當(dāng)回事,笑著說:“長安米貴,居大不易啊!”意思是“長安物價高,想在這兒活下去可不容易,你一個小毛孩,還想當(dāng)詩人?”可當(dāng)他讀到“野火燒不盡,春風(fēng)吹又生”時,眼睛一下子亮了,趕緊站起來,拉著白居易的手說:“你能寫出這樣的詩,在長安活下去太容易了!你真是個天才!”
顧況把這首詩傳給長安的文人看,大家都贊不絕口:“這孩子年紀(jì)輕輕,居然能寫出這么有力量的詩!”“‘野火燒不盡’這一句,寫盡了百姓的韌勁,太了不起了!”很快,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就傳遍了長安文壇,連有些官員都知道了,說“白季庚家的兒子,是個有出息的”。
白居易站在長安的街頭,聽著別人夸他的詩,心里卻沒多少高興——他想起的不是自己的才華,是符離的野草,是湘靈家的辛苦,是逃亡路上的百姓。他暗暗下定決心:將來不管能不能考上功名,不管能不能當(dāng)上官,都要一直寫老百姓的事,用詩歌反映他們的苦難,替他們說話。
這就是白居易“為人生而詩”的開始——不是為了出名,不是為了當(dāng)官,是為了“兼濟(jì)天下”,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老百姓的苦,讓朝廷能重視他們的難處。
少年志向:詩不是玩物,是替百姓說話的工具
在長安待了一段時間,白居易沒急著考功名,而是到處走訪,看長安城里老百姓的生活。他發(fā)現(xiàn),就算是在京城,也有很多百姓過得很苦:有賣炭的老人,天不亮就上山燒炭,為換點錢買糧食;有織錦的女子,織到手指流血,織出來的錦緞卻被官員搶走;有流浪的孩子,在街頭乞討,冬天凍得瑟瑟發(fā)抖。
他把這些都寫進(jìn)了詩里,
比如《賣炭翁》的初稿(后來又修改過):
“賣炭翁,伐薪燒炭南山中。
滿面塵灰煙火色,兩鬢蒼蒼十指黑。
賣炭得錢何所營?身上衣裳口中食。
可憐身上衣正單,心憂炭賤愿天寒。”
比如《織婦詞》的初稿:
“織婦苦,織婦苦,
日短夜長憂不足。
柴門風(fēng)雪寒,十指凍如筍。
織成一尺素,賣得一錢貨。
上官來索錦,錦多織不得。”
有人勸他:“你一個少年人,別寫這些苦哈哈的事,官員們不愛看,對你考功名沒好處。你應(yīng)該寫點風(fēng)花雪月、歌頌朝廷的詩,這樣才能被重用。”白居易卻搖搖頭:“要是詩歌不能替老百姓說話,不能反映他們的苦,那寫詩還有什么用?我寧愿考不上功名,也不會寫那些沒用的詩。”
他想起母親用米漿糊窗教他讀書的日子,想起湘靈說“要記得寫老百姓的事”,想起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里的野草——那些野草不管遇到多大的火,都能再長出來;老百姓不管遇到多大的苦,都能頑強(qiáng)活下去;他作為一個讀書人,怎么能因為怕得罪官員,就忘了他們的苦?
從那時候起,白居易就立下了“兼濟(jì)天下”的志向:他要考上功名,要當(dāng)上官,要用自己的權(quán)力,為老百姓做事;就算當(dāng)不了官,也要用詩歌,替老百姓說話,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苦難。
后來,白居易29歲考上進(jìn)士,當(dāng)了官,真的兌現(xiàn)了自己的志向。他寫《新樂府》《秦中吟》,全是反映百姓疾苦的詩,比如《觀刈麥》寫農(nóng)民割麥的辛苦,《杜陵叟》寫農(nóng)民被貪官欺負(fù),這些詩像一把把刀子,戳中了晚唐的腐敗和黑暗,也讓更多人關(guān)注到老百姓的苦。
有人罵他“多管閑事”,有人說他“得罪官員,沒好下場”,可白居易一點都不怕——他想起少年時在符離的日子,想起母親的教導(dǎo),想起湘靈的期待,想起“野火燒不盡”的野草,就覺得自己做的是對的。
回望白居易的少年時光,沒有錦衣玉食,沒有安穩(wěn)生活,只有戰(zhàn)亂、逃荒、苦讀,還有對老百姓的同情。可正是這些苦,養(yǎng)出了他的“詩心”——不是嬌生慣養(yǎng)的風(fēng)花雪月,是接地氣的、替百姓說話的“真心”。
母親的米漿字,教會他“讀書要堅持”;湘靈的故事,教會他“要關(guān)注百姓”;《賦得古原草送別》,讓他明白“詩歌要有力量”;少年時的志向,讓他一輩子都沒忘記“兼濟(jì)天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