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二章 杜牧：別只知道他寫“揚州路”（第2頁）

杜牧的童年，前半段是“錦衣玉食的小少爺”，可后半段，卻跌到了“吃穿都要算計”的日子——因為他父親杜從郁早逝了。

第五十二章杜牧：別只知道他寫“揚州路”

杜從郁本來也當官，雖然沒杜佑那么厲害，但也能撐起家里的日子。在杜牧10歲那年，杜從郁得了重病，沒幾個月就走了。頂梁柱一倒，家里的日子立刻就變了樣。

以前家里有仆人做飯、打掃，父親走后，仆人走了大半，杜牧得跟著母親學掃地、洗碗；以前他想要什么筆墨紙硯，父親一句話就給買，后來母親得把舊衣服拆了，漿洗干凈當紙用，墨是用灶灰和水調的；以前過年過節家里熱熱鬧鬧，后來連給爺爺上墳的錢，都得母親找親戚借。

最讓杜牧難受的，是家里的書沒人管了。有一年夏天，下了好幾天大雨，藏書閣漏雨，好幾卷書都被泡濕了。杜牧看到后，抱著濕書坐在地上哭——這些書是爺爺的心血，是家里最后的念想，現在卻成了這樣。母親過來摸了摸他的頭：“哭沒用，咱們把書晾干，好好保存，你爹要是在，也希望你好好讀書。”

從那天起，杜牧就把“讀書”當成了“救命稻草”。他知道，家里的榮光沒了，要想讓母親過上好日子，要想不辜負爺爺的期望，只能靠自己讀書考功名。

那時候他才10歲，卻能誦《尚書》《詩經》了。《尚書》里全是古奧的句子，比如“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”，好多成年人都讀不懂，他卻能背下來，還能跟母親講個大概意思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起來背書，在院子里找個石頭當桌子，借著晨光讀；晚上母親點著油燈做針線，他就坐在旁邊寫作業，油燈芯子撥得細細的，怕費油，直到母親催他睡覺，他才舍得放下書。

13歲那年，他又撿起了小時候翻過的《孫子兵法》。這次不是“看熱鬧”，是真的“啃”——他把書里的每一句話都抄下來，旁邊寫滿批注，比如“這句話講的是知己知彼，要是將軍不懂這個，肯定打敗仗”；他還會結合爺爺《通典》里講的歷史，琢磨“哪場戰爭用了這個戰術，結果怎么樣”。有次母親看到他寫的批注，忍不住哭了：“你爹要是知道你這么用功，肯定高興。”

到了16歲，杜牧更是厲害，居然能寫策論了。策論可不是隨便寫的小作文，是給朝廷提建議的文章，得懂政治、懂歷史，還得有見解。他寫的策論，比如《阿房宮賦》的初稿（后來又修改過），里面罵秦始皇大興土木、不顧百姓死活，還說“后人哀之而不鑒之，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”，不光有文采，還戳中了唐朝當時的問題——那時候唐敬宗也愛蓋宮殿，杜牧這是在借古諷今。

有人說他“天賦高”，可只有他知道，哪有什么天賦，都是逼出來的。家道中落沒讓他消沉，反而讓他把爺爺留下的“家學”撿得更緊了——爺爺教他“讀書要懂道理”，他就把道理寫進策論里；家里的書教他“要為百姓著想”，他就在文章里替百姓說話。

就這么著，杜牧在“苦日子”里，把自己熬成了“學霸”。他沒辜負爺爺的期望，也沒辜負母親的辛苦，更沒辜負那些陪伴他的書。

家學的底氣：不是會背多少書，是心里有“大格局”

聊到這兒，你可能會問：杜牧的“家學”，不就是爺爺厲害、家里書多嗎？為啥說這對他影響這么大？

其實不然。真正的“家學”，不是會背多少書，也不是能寫多少詩，而是在潛移默化中養成的“大格局”——知道自己該做什么，知道讀書是為了什么，知道一個人該對國家、對百姓負什么責任。

杜佑沒教杜牧“怎么當官發財”，教他“當官要為百姓”；家里的書沒教杜牧“怎么投機取巧”，教他“要懂歷史、明事理”；家道中落沒讓他變得“自私自利”，反而讓他更明白“普通人的苦，得有人替他們說出來”。

這種“格局”，后來全藏在了杜牧的詩和文章里。他寫“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后庭花”，不是在罵商女，是在罵那些不管國家安危、只顧享樂的官員；他寫“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”，不是在寫楊貴妃的奢侈，是在寫百姓的辛苦——為了楊貴妃吃一口荔枝，多少人累死在半路；他給朝廷提用兵建議，說“要重視邊防，但不能窮兵黷武”，也是從爺爺的《通典》和《孫子兵法》里悟出來的道理。

哪怕他寫“春風十里揚州路”，也不是單純的“風流”。他在揚州當幕僚的時候，看到揚州的繁華，也看到繁華背后的問題——官員腐敗、百姓負擔重，所以他后來離開揚州時，才會寫“別后竹窗風雪夜，一燈明暗覆吳圖”，心里想的還是“怎么能讓百姓過得好點”。

這就是“家學”的力量。它不是一句空話，是刻在杜牧骨子里的東西——是爺爺書房里的墨香，是家里萬卷書的重量，是家道中落時咬牙堅持的日子，一點一點攢出來的底氣。

后來杜牧考上進士，當官做了不少實事：在黃州的時候，他整頓吏治，打擊貪官；在池州的時候，他修水利，讓老百姓能種上田；哪怕晚年退休，他還在關注朝廷的事，寫文章提醒皇帝“要重視民生”。這些都不是他當了官才學的，是小時候在家學里就埋下的種子。

別只記住“詩人杜牧”，要記住“名門之后的底氣”

再提起杜牧，別只想到“春風十里”“霜葉紅于二月花”了。他首先是杜佑的孫子，是那個在萬卷書里泡大的名門之后；是那個家道中落后，把書當成救命稻草的苦學少年；是那個心里裝著百姓、裝著國家的文人官員。

他的“家學”，不是靠祖上的光環，是靠一點一點掙來的——爺爺留下《通典》，他就讀懂里面的道理；家里留下萬卷書，他就從中看到世界；父親早逝家道中落，他就用讀書撐起這個家。

所以說，杜牧的成功，不是偶然。他能寫出流傳千年的詩，能提出切中要害的政治見解，能在唐朝中期的官場里保持一份清醒，都離不開小時候的“家學浸潤”。那些藏在書里的道理、爺爺教的做人準則、苦日子里的堅持，最后都變成了他的“底氣”。

這才是真正的“名門之后”——不是靠祖上的名氣吃飯，是把祖上的精神傳下去，活出自己的樣子。杜牧做到了，所以他不僅是個詩人，更是個值得我們記住的“有底氣的文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