開學那天,學堂里擠滿了人,小孩們穿著新洗的衣服,手里拿著杜牧送的毛筆,眼里滿是好奇。杜牧站在孔子像前,跟孩子們說:“讀書不是為了當官,是為了知道什么是對的,什么是錯的,將來能當個好人,能幫家里、幫黃州。”
除了建學堂,杜牧還在黃州整頓吏治——之前有些小吏借著收賦稅的名義欺負百姓,杜牧就親自去鄉下核查,把多收的賦稅還給百姓,還把欺負人的小吏革了職。百姓們都說:“沒想到來了個這么實在的刺史,咱們黃州有救了!”
第五十三章杜牧的仕途沉浮:26歲中進士
后來杜牧又被調到池州當刺史,池州比黃州強點,但也有個大問題:佛教寺廟太多了。那會兒晚唐的和尚特別多,好多寺廟占著大片的好地,卻不用交稅,還天天讓百姓捐錢“修佛塔”,百姓本來就窮,再被這么折騰,日子更過不下去了。
正好那時候唐武宗下了命令,要禁毀佛教,說佛教“蠹耗生靈”(就是坑害老百姓)。別的地方官怕得罪和尚,都敷衍了事,杜牧卻真干了——他親自去查池州的寺廟,把那些占著地不干活、專門騙錢的寺廟拆了,把寺廟的土地分給百姓種地,還讓年輕的和尚還俗回家,要么種地要么學手藝。
有人勸他:“刺史大人,別這么較真,和尚們背后有人,小心他們告你狀。”杜牧卻搖搖頭:“我不管他們背后有人沒人,百姓都快沒飯吃了,我不能看著和尚們欺負人。”
在池州的日子,杜牧還修了水利——池州經常鬧水災,他就組織百姓挖水渠、修堤壩,讓百姓的田地能澆上水,收成好了不少。有次他去鄉下看堤壩,百姓們拉著他的手,遞給他剛煮好的紅薯:“刺史大人,要是沒有你,咱們今年又得餓肚子了。”杜牧咬著紅薯,心里暖暖的——雖然不能在京城實現“削平藩鎮”的理想,但能在地方讓百姓過好點,也沒白當這個官。
那段時間,杜牧雖然身處“荒郡”,卻寫了不少詩,比如“遠上寒山石徑斜,白云生處有人家”,看起來是寫風景,其實是寫他在池州的日子——雖然遠離朝堂,但能和百姓在一起,能做實事,心里也踏實。
獻策被用卻難圓夢:《戰論》說得對,藩鎮還是平不了
杜牧在地方干得風生水起,消息傳回長安,連之前排擠他的李德裕都注意到了——李德裕雖然是李黨,可也不是完全沒腦子,他知道杜牧有本事,尤其是在軍事上有想法。
那時候唐朝的藩鎮問題越來越嚴重,河北的藩鎮又開始作亂,朝廷派去的軍隊打了好幾次都輸了,李德裕急得睡不著覺,就想起了杜牧寫的《戰論》和《守論》。他讓人把這兩篇文章找出來,讀了一遍又一遍,越讀越覺得杜牧說得對:“之前就是沒按杜牧說的改革軍事,才打不過藩鎮!”
沒過多久,李德裕就向朝廷建議,采用杜牧在《戰論》里提的策略:整頓軍隊,挑選能打仗的將軍,再安撫藩鎮治下的百姓,讓藩鎮失去民心。朝廷同意了,還下了命令,讓杜牧回長安,協助李德裕處理軍事事務。
杜牧接到命令的時候,正在池州的堤壩上跟百姓聊天,聽到“回長安”三個字,他愣了半天——他以為這輩子都回不了長安了,居然有機會回去,還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,心里又激動又忐忑。
回到長安后,李德裕親自見了杜牧,倆人沒提之前的黨爭,只聊軍事。李德裕說:“杜牧,你在《戰論》里說的‘兵貴精不貴多’,我覺得很對,接下來就靠你幫朝廷出主意了。”杜牧點點頭,把自己這些年在地方觀察到的情況,還有對藩鎮的新想法,一股腦全說了出來。
那段時間,杜牧天天泡在兵部的檔案房里,跟將軍們討論戰術,還親自起草了好幾份關于削藩的奏折,里面的建議大多被李德裕采納了。朝廷按照他們的策略出兵,還真打了幾個勝仗,河北的藩鎮老實了不少。
杜牧看著捷報,心里別提多高興了——他覺得,自己的理想要實現了,“削平藩鎮、收復河湟”的日子不遠了。可他忘了,晚唐的黨爭從來就沒停過,就算打了勝仗,該來的麻煩還是會來。
沒過多久,牛黨又開始反擊,說李德裕“濫用兵權”“想謀反”,還把杜牧拉了進來,說杜牧是“李德裕的幫兇”。唐武宗本來就對李德裕有點猜忌,聽了牛黨的話,就開始疏遠李德裕,最后居然把李德裕外放了。
李德裕一走,杜牧就成了“靶子”——牛黨說他之前替牛僧孺說話是“假的”,現在又幫李德裕,是“兩面派”;李黨殘余的人又說他“沒骨氣”,不幫李德裕說話。杜牧夾在中間,有嘴說不清,之前提的削藩策略也沒人再提了,剛打下來的優勢又沒了,藩鎮又開始作亂。
那天,杜牧在兵部的檔案房里,看著起草的奏折,還有那些打勝仗的捷報,心里像被堵了一塊石頭——他明明獻上了好計策,明明看到了希望,可就因為黨爭,一切又回到了原點。他突然覺得特別無力:“晚唐的官場,怎么就容不下想干實事的人呢?”
從那以后,杜牧就很少再提“削平藩鎮”的理想了——不是他不想,是他知道,在黨爭不斷的晚唐,就算有再好的計策,也實現不了。
晚年中書舍人:官當大了,心卻冷了
杜牧的晚年,算是“苦盡甘來”——他后來又被調回長安,還當上了中書舍人,這官不小,是皇帝身邊的近臣,負責起草詔令,相當于“高級秘書”,多少人一輩子都熬不到這個位置。
誰能想到,當了中書舍人的杜牧,反而沒了年輕時的勁頭。每天在宮里起草詔令,看著皇帝被宦官和黨爭左右,看著朝廷對藩鎮的問題視而不見,他心里早就沒了當初的熱情,只剩下失望。
有次,皇帝讓他起草一份關于“安撫藩鎮”的詔令,其實就是對藩鎮妥協,杜牧拿著筆,半天沒寫出一個字——他想起年輕時寫的《戰論》,想起在黃州池州為百姓做事的日子,再看看現在這份“妥協”的詔令,心里一陣發涼:“這不是我想干的事,也不是爺爺教我的為官之道。”
那時候,杜牧在長安城南有個樊川別墅,是他之前買的,一直沒怎么整修。晚年的他,一有空就去樊川別墅,把院子里的雜草拔了,種上菊花和竹子,還蓋了個小書房,把家里的萬卷書搬了一部分過去。
每天下班,他就換上便服,去樊川別墅待著——要么在書房里讀《通典》,想起爺爺杜佑;要么在院子里喝茶,看著菊花發呆;要么約上幾個老朋友,比如李商隱,來家里喝酒寫詩,聊的都是以前的事,很少提朝堂上的事。
他還寫了首《秋夕》:“銀燭秋光冷畫屏,輕羅小扇撲流螢。天階夜色涼如水,坐看牽牛織女星。”這首詩看起來寫的是宮女的孤獨,其實是他自己的心境——在朝堂上,他就像那個宮女一樣,孤獨又失望,只能對著夜色發呆。
有人問他:“你現在當了中書舍人,官這么大,怎么不替朝廷多做點事?”杜牧笑了笑,沒說話——他不是不想,是不能,也不想了。晚唐的官場就像一潭爛泥,他再怎么掙扎,也只會越陷越深,不如守著樊川別墅,守著書和朋友,過點清凈日子。
公元852年,杜牧病逝于樊川別墅,享年49歲。臨終前,他讓家人把寫的關于削藩的奏折、在地方任職的記錄,還有沒寫完的詩稿整理好,放在書房里,跟爺爺的《通典》放在一起。他說:“我這輩子,沒實現‘削平藩鎮’的理想,但我沒辜負百姓,也沒辜負爺爺的教導,夠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