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9章 王建：從白發小吏到“王司馬”（第1頁）

第99章王建：從白發小吏到“王司馬”

46歲的王建，站在昭應縣（今陜西臨潼）縣衙門口，手里拿著任命文書，風一吹，頭發白得晃眼。跟他一起考中進士的人，早有人當上了州官，出門前呼后擁；他倒好，熬到快五十，才混上一個“縣丞”——從八品的小官，連縣令的副手都算不上，管的全是雞毛蒜皮的破事：收賦稅、斷鄰里糾紛、替縣令寫報告。

有人跟他打趣：“王兄，您這‘吏’當得，頭發都等白了。”王建笑了笑，沒說話。他心里清楚，對一個寒門出身、又在邊塞蹉跎十三年的人來說，能有個官做，已經算老天開眼了。他沒想到，這一當小官，就當了十幾年。

白發初為吏：昭應縣丞的日子，瑣碎里藏著心酸

昭應縣離長安近，算是個“京畿小縣”，事兒卻不少。王建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，先去縣衙點卯，然后跟著差役去鄉下收賦稅。長安周邊的土地，看著肥沃，可農民的日子比邊塞還苦——官府的稅一層疊一層，夏天收麥稅，秋天收糧稅，冬天還要收“炭稅”，有的農民交不起，只能賣兒賣女。

有一次，王建去城郊的張村收稅，看到一個老太太跪在地上，抱著差役的腿哭：“官爺，再寬限幾天吧，我家老頭子剛死，家里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，實在交不出稅啊！”差役不耐煩，抬腳就要踹，王建趕緊攔住。他蹲下來，看著老太太破洞里露出來的棉絮，心里堵得慌——這場景，跟他小時候家里窮得揭不開鍋的樣子，太像了。

那天，王建掏腰包，替老太太交了稅。回去的路上，差役跟他說：“王丞，您這樣不行啊，下次人人都跟您哭窮，稅還怎么收？”王建沒反駁，夜里在燈下寫了首《田家行》：

“男聲欣欣女顏悅，人家不怨言語別。

五月雖熱麥風清，檐頭索索繰車鳴。

野蠶作繭人不取，葉間撲撲秋蛾生。

麥收上場絹在軸，的知輸得官家足。

不望入口復上身，且免向城賣黃犢。”

詩里寫的“欣欣悅悅”，全是裝的——農民們表面笑著割麥、繅絲，其實心里慌得很，盼著能交夠稅，別把家里的牛賣了。王建比誰都清楚，那“檐頭索索”的繅絲聲，不是歡樂，是無奈。他這個縣丞，管不了朝廷的稅，只能把看到的苦，寫進詩里。

除了收稅，他還得管“家長里短”。有兩家鄰居，因為一尺宅基地吵了三天，還動了手，鬧到縣衙。王建去調解，左邊說“這地是我家的”，右邊說“明明是我家的”，吵得他頭都疼。最后他沒辦法，自己出錢，在兩家中間修了道矮墻，才算把事了了。有人說他“傻”，不該自己掏錢，王建卻說：“都是苦日子人，爭來爭去，還不是為了一口飯？”

昭應縣丞當了三年，王建又被調到長安，做太府寺丞——管國庫倉庫的小官。每天的活兒就是清點糧食、布匹，記在賬本上，枯燥得能讓人睡著。倉庫里堆著滿滿的糧食，有的都發霉了，他想起鄉下農民餓肚子的樣子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有次白居易來太府寺辦事，看到他對著賬本發呆，問他怎么了。王建指著賬本說：“這里的一粒米，都是農民彎腰種出來的，就這么放壞了，可惜啊。”白居易聽完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也就你，當了小官還操這心。”

沉淪下僚：換了六個小官，沒熬出頭，卻熬出了好詩

接下來的十幾年，王建像個“救火隊員”，在各個小官職位上轉來轉去：從太府寺丞調到秘書郎，每天抄文書抄到手軟；再調到殿中侍御史，管監察，卻沒實權，看到貪官污吏也管不了；又調到太常寺丞，管祭祀禮儀，天天對著祭品念祝文，念得口干舌燥。

這些官，全是“下僚”——沒權力，沒油水，還特別累。有一年冬天，他當殿中侍御史，要去長安周邊的縣巡查。天寒地凍，路不好走，他騎著一頭瘦馬，走了半個月，凍得手腳生瘡。

到了縣里，縣官知道他沒實權，連像樣的飯都不給他準備，只端來一碗稀粥，上面飄著幾片菜葉。王建沒抱怨，喝完粥，照樣認真巡查，把看到的問題記下來，可報告遞上去，石沉大海。

那段日子，他常常在夜里失眠。看著窗外的月亮，想起邊塞的日子，想起昭應縣的農民，覺得像個“廢人”——當了官，卻幫不了任何人。

他沒放棄寫詩，不管多累，每天都要寫幾句。他的詩，越來越“接地氣”，全是老百姓的苦：纖夫的苦、織婦的苦、士兵的苦，他都寫。

他寫《水夫謠》，是因為有次出差，在河邊看到纖夫拉船。那是夏天，太陽毒得很，纖夫們光著膀子，皮膚曬得黝黑，背上勒著粗繩子，深深嵌進肉里，每走一步，都要喊一聲號子，聲音嘶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