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 李白的狂，是整個時代給的底氣（第1頁）

第九章李白的狂，是整個時代給的底氣

一提到李白，腦子里立刻蹦出“詩仙”“狂”“喝酒”這幾個詞。似乎他天生就該是那個“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”的樣子，就該是那個抱著酒壺、站在云端寫詩的神仙。

但為啥偏偏是盛唐，能養出這樣一個“瘋批”？為啥換個朝代，他可能就是個沒人理的“瘋子”，而在唐朝，卻成了人人追捧的“詩仙”？

答案其實很簡單：李白不是憑空冒出來的“怪才”，他是盛唐精神的“活標本”——是盛唐的疆域、盛唐的繁華、盛唐的底氣，把他從一個普通文人，喂成了那個喊出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“宇宙級詩人”。他的每一句狂詩，每一次“作死”，背后都是整個盛唐在給他“撐腰”。

先從一個關鍵年份說起：744年。這一年，李白被唐玄宗“賜金放還”了——簡單說就是“皇帝給你一筆錢，你哪兒來的回哪兒去，別在長安待著了”。換作別人，被皇帝趕回家，早就哭哭啼啼、唉聲嘆氣，覺得這輩子完了。

李白呢？他寫下了“仰天大笑出門去，我輩豈是蓬蒿人”——你看這口氣，哪有半分委屈？簡直是“老子早不想在這破地方待了，終于能自由了”的狂喜！

為啥他這么硬氣？因為這一年的唐朝，處在最“牛”的時候——疆域大到你不敢想：

往東到了朝鮮半島，往西一直摸到中亞的咸海，往北能到貝加爾湖，往南到了越南。你站在長安街上，往東邊看，能看到朝鮮來的使者；往西邊看，能看到波斯來的商人；往南邊看，能看到嶺南來的水果；往北邊看，能看到草原上來的駿馬。

整個天下，好像都圍著長安轉，整個世界，好像都在唐朝的懷里。

在這樣的時代里，文人的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以前的文人，總覺得自己是“螻蟻”，是“草芥”，得靠著皇帝、靠著權貴才能活。

到了盛唐，文人突然覺得：“我不一樣了！我是大唐的人，大唐這么牛，我憑啥不行？”這種底氣，不是裝出來的，是實打實的——就像現在你要是生在一個強大的國家，走到國外，腰桿都會不自覺地挺直，道理是一樣的。

李白就是這種心態的“極致代表”。他覺得自己不是“蓬蒿人”（就是地里的野草），他是“大鵬”——他在《上李邕》里寫“大鵬一日同風起，扶搖直上九萬里”，你看這氣魄，把自己比作能飛九萬里的大鵬，不是自大，是他真的相信：在盛唐這個“風口”上，自己一定能飛起來。

這種對個體價值的肯定，不是“我覺得我能行”，是“我生在大唐，我就該行”——這就是他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底氣，是一種刻在骨子里的“宇宙意識”：我不只是我，我是大唐的一部分，大唐的輝煌，就該有我的一份。

你可能會問：光有疆域大，就能養出李白嗎？當然不夠。盛唐的“底氣”，還藏在長安的煙火氣里，藏在每個文人的日子里——這就是李白能“狂”的社會土壤。

先說說長安城。開元年間的長安，人口超過一百萬，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。走在長安的朱雀大街上，能看到的熱鬧，比現在的一線城市還夸張：左邊是賣胡餅的小攤，剛出爐的胡餅噴香；右邊是波斯商人開的珠寶店，里面的寶石閃得人睜不開眼；前面有西域來的藝人在跳胡旋舞，轉得像個陀螺；后面有和尚在念佛經，旁邊還有道士在談養生。

最絕的是酒——那時候的長安，到處都是酒肆，而且流行喝“波斯葡萄酒”。以前的文人喝酒，都是小酌，講究“雅”；到了盛唐，文人喝酒是“狂飲”，講究“爽”。

李白為啥天天喝酒？不是他嗜酒如命，是當時的風氣就是這樣——喝葡萄酒、寫狂詩，是文人的“標配”，就像現在年輕人喝奶茶、發朋友圈一樣平常。

再說說科舉和“行卷”。以前當官，靠的是“拼爹”，是士族世襲；到了盛唐，科舉制度成熟了，寒門子弟也能靠讀書當官。更重要的是，那時候流行“行卷”——就是文人把寫的最好的詩、最好的文章，遞交給權貴、名人，讓他們幫忙推薦。比如你寫了一首好詩，遞給宰相看，宰相覺得好，可能就會推薦你當官。

這種制度，給了文人極大的“文化優越感”——他們覺得，自己的才華，比“拼爹”更有用；自己的詩，比權貴的面子更值錢。李白就是這么想的，他從來不想靠“走后門”當官，他覺得“我的詩這么好，皇帝就該請我去寫詩”。

所以后來他被唐玄宗召見，能寫出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能讓高力士給他脫靴——不是他“作死”，是他真的覺得：“我的才華比你們這些權貴更牛，你們伺候我，是應該的。”